我在八里台住了四年。四年意味着什么：我开始熟悉这里每一次月圆月落的规律，每一次季节更替时植物的分布，每一天清晨五点半网球场上传来的击球声；知道哪一片草坪里有傻逼戴胜，哪一片湖边能捕捉几对接吻坐大腿的野鸳鸯；撸过七教、二十一宿、汉院、主楼、五宿、荒岛的猫，吃过每一个食堂的每一个窗口，包括二食堂一楼的妙脆角炒肉和菠萝草莓炒汤圆、早就变成照片的王顶堤 CBD 和职工食堂的紫薯饼；为了谈恋爱爬过不同的被锁起来的楼顶，为了假装朋克，和易狗一起在新开湖边抽过烟喝过酒；在宿舍里养过兔子，在湖边和阳台吹过口琴，在没人的自习室里通宵写过诗，最猛的记录是一天喝了八瓶汽水差点碱中毒。腿断过一次，坐过半年轮椅，学会了健步如飞地使用拐杖。被抢劫过一次。为了考试熬过十几个夜，为了考北大曾经咬牙切齿地学了六个月：白天上课、逃课和睡觉，晚上读书、写诗和猛操。在六里台家乐福冰柜边旁若无人地暴风旋转哭过一次。辱骂过不计其数的人，在路上一边走路一边使用电脑前置相机进行自拍，踩死过大于等于三只体长超过两厘米的巨型蚂蚁。
从数据上来看，四年前我刚来到这里时还是一个长发及腰、喜爱木心的标准江南女孩，一天不洗澡都没法睡觉，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睡觉，每周去图书馆借两本书。而现在我是一块华北平原的臭石头，四天不洗头，一天要发三十条微博说骚话，不再企图和什么事物和解。四年里我总计写了一百八十一篇文章和诗，每天都说一遍“我操你妈的南开大学”，也就是说我总计说了一千四百六十一遍“我操你妈的南开大学”；每天提起三遍“好想找人做爱”，累计说了四千三百八十三遍“好想找人做爱”。
在南开大学，这个庸俗、无聊、灰白、毫无创造力可言，处处平庸处处比泥巴还沉闷的学校里，我花了两年才明白原来活着根本就是一种忍受。去忍受这种 fucking boring life，去忍受一些只想着 GPA、买包买房搞区块链、过一种更快更高更强的无可指摘的生活的同学（of course I am one of them），去忍受一无所成的自己。四年里我的心愿清单在不停地拉长：拍一部以塑料模特为主角的电影，组一个 grunge 风格的乐队，读够一千本书，在宿舍楼下泡充气泳池，拥有一条自己的人造瀑布，裸体领毕业证书，去南美洲搞皮条生意——结果是我一事无成。
二零一六年夏天我指着海河对易狗说，“这个世界是一个波光粼粼的大厕所”；看完《路边野餐》我们在宿舍楼下对着自动喷灌开始公放播放《小茉莉》并长笑不止，觉得很有意思并发了朋友圈，结果当然是没什么人点赞——二零一七年夏天我发着高烧在宿舍里看对面天大楼顶的风向标转来转去看了一下午，并掏出手机给自己播放了《小茉莉》——二零一八年春天我和松果走过海河，我指着水面说，“这个世界是一个波光粼粼的大厕所”，五月我站在六楼阳台观看十三宿施工，想起前几年在里头看到过的不穿衣服的、满肚脂肪的年轻男孩裸体，想起去年离开这座城市的 yy，忍不住哼起了《小茉莉》。怎么说，这几年过得毫无长进、毫无创意，布恩迪亚家族的命运在我自己头上轮回了。
四年里也获得了一些比较有用的技能，比如学会了如何在体感温度五十度的宿舍床上睡觉并保持生命体征，比如学会了如何在下了两天暴雨积水就能没过膝盖的校园里非常朋克地脱鞋进去捞鱼，学会了如何爬山涉水地徒步前往洗澡并接受到处挂满、满屏滚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你是去洗澡的，你脑子不想着接受核心价值教育还像话吗？还学会了如何像个标准的大人一样把四十斤重的行李弄上五楼，学会了向四面八方升起的模糊神灵祈祷，学会剪破一堆彩纸从空中洒落，让整座乏味疲倦的天津城都变成我嘲弄的对象。马雁在《北京城》里写过这样的话，“有那么些人常常聚会 / 无谓地研究问题，这城市 / 热衷于责任而毫无办法。/ 不敢再有人来这里，因为 / 它已经被毁坏。是多么无辜的处境…… / 让人痛苦地爱，绝望中一再重生。"读完我觉得这个女人心肠可真是太好了，这样干干净净的心肠，不早死都说不过去。
我那天立刻决定给天津也写一首诗，就叫《天津城》，我不要写任何爱和死的绝望，我只想直截了当地给大家看看我们 grunge 无产阶级是怎么在这座城市里苟延残喘的：“天津城，大也大得很，到处都是风 / 垃圾、馃子、独轮车和港湾口音的人 / 小也小得很 / 翻遍整个儿天津城你找，找。找也找不出一只红老虎”。虽然写是这么写的，事实上不要说红老虎了，紫老虎，绿老虎，金老虎，这里什么都没有。整座南开就是一座荒凉的家禽养殖场。“伸出两条枝桠的臂膀 / 好像就塞一些米，一些水 / 就能够天长地久地活下去”，这些句子完全谈不上什么技巧和手法，我在南开就是这样活着的：吃饭，拉屎，睡觉，做些事让情绪从身体里释放出去，让自己毫无知觉地快乐生活下去。在这里你不能有触觉，一有触觉就完了，整个人就完了。也许在这个国度的任何一片土地上都是这样。
我在南开过了四年，我说不出“回想起来一切都值了”的狗屁话，我就是被这里的一切磨损了，被这些疲倦、无聊、毫无作用可言的琐碎生活和大量浪费我精力的无意义课程浪费了，这件事我十分确定，毫无回旋的余地。大二一直到大四我每天早上去上精读课都要先在宿舍破口大骂，“我日你妈的仙人板板。”，“我为什么要学这些没用的东西。”最后还是把自己弄干净弄出门去上课，我这四年就是这样的虚伪。但是不虚伪，我选择退学去学画画我爸妈就会打死我，这就是我生活的硬逻辑。有一阵子我和松果乐此不疲地玩一个无聊的游戏，看到一群野狗汪汪汪鬼叫着跑过，“就像你的生活。”；指着路边的垃圾堆，“就像你的生活”；看到落满灰尘的绿色拖拉机不停掘地、捞一勺土漏半勺土，“就像你的生活”。——的确，这些就他妈是我在这座学校里四年的生活。这样的日子我一过就是四年，我操他妈的 jobar。我可真厉害！
南开大学不仅仅在艺术上是沉闷、几乎毫无活力可言的，它的整个价值体系里自带一种价值判断：它希望你在主流社会获得成功，去创造主流的价值。你必须得当个异性恋，你必须好好地待在你的自习室里，别去搞什么彩虹抱抱弄什么 LGBT 社团，你必须积极向上健康生活，你别管那么多什么人权什么 democracy 什么什么的问题——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你必须要好好学习不能退学，你必须要拥护这个反对那个，你必须要参加这个出席那个不错过任何信息——可是究竟什么东西才算是主流？《猜火车》里的台词都已经被说烂了，“Choose your future. Choose life. But why would I want to do a thing like that?” 道理我看人人都明白，但是在南开这里，你想闲云野鸭一些，可太难了。从大一开始，我就有意识地远离了所有类型的社团、学生组织和无聊的这个讲座那个会议，而就因为你不去参加几个狗屁会议没去签到名单上留下一个名字，“大一就这样不听话，实在不像话”，就会有人给你打电话，说你不对，要约你谈心。那我势利一点说，我保研升学的事怎么就没人打电话约我谈心、没人关心我未来有没有出路了呢？后来我考研考上了，就有人来打听你他妈怎么考上的了，实话是我能考上研究生，完全就是凭借着我对南开大学的满腔恨意。现在我终于要毕业了，我不仅没有什么不舍之情，还有一种报复式的痛快。我终于要从这个狗地方滚蛋了，内心充满了极度的躁动和狂喜。
我看任航那个片子，最打动我的 part 就是他说，“我做这个事情不为别的，就是想让我的生活更快乐一些，让我的生活更顺畅一点流下去”，字幕配的是“get it easier”。我太明白他的这种心情了，这种在沉重如铁的规则和生活的玻璃渣里试图咬破舌头用甜血逗蚂蚁、就为了兴高采烈地活着的心情。但这样一个渴望快乐的人，他就这么死了。他遇到了太多要打断他生命的壁垒了。而我在南开生活的四年，感受的最多的就是这种试图打断我的沉闷的壁垒——可我不杀人不犯法，凭什么你有资格打断我？而我如果要选择抵抗，只不过想要多一点点点的自由和艺术，就要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就要玉石俱焚，凭什么呢？我想不明白。我至今也没想明白。任航也没想明白，所以他死了，从楼上跳了下去。
我一直祝福别人快乐和勇敢，但这四年我身边有不少朋友陆续患上抑郁症，很客观的事实就是，他们并不快乐，我也不祝福他们快乐了，damn happy days。我只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地祝福这些朋友勇敢，要比所有磨损你的东西都勇敢，甚至比爱更勇敢。这个南开大学或者也可能这个世界的确就他妈是一个大粪坑，我们在粪坑里分工合作，一部分人选择做屎，一部分人当茅坑里的石头，还有一部分人当草纸。屎们迎合并创造主流生活的逻辑；石头又臭又硬，和屎死磕到底；而草纸什么都不是，草纸就是草纸，既不想迎合什么，也不想抵抗什么，屎来就擦屎，掉石头上就掉石头上，在南开这四年，我就是这样一张草纸：我既不想成为这个粪坑的一员，也不想死磕到底，只想快快乐乐地飘来飘去，快快乐乐、高高兴兴、过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低级生活。石头和草纸的分工根本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屎和石头和草纸都有资格去拥有并把握各式各样的、更好更快乐的生活。这件事本来应该只是一个常识，但我看我们中的许多人仍然缺乏常识。